文：鍾丁香（嶺南大學中文系)
飛機在北京延誤的那個夜晚，航站樓的白熾燈徹夜不熄。我們各自交換著讀彼此在嶺南寫下的作品。文字在指尖傳遞時帶著體溫，像某種私密的饋贈。臨上機前，大家不約而同站起來拉伸，彎腰、抬手，把蜷縮太久的身子重新拉長，那姿態竟有幾分像麥田裡的農人，在播種前舒展腰肢，預備著迎接一片遼闊。
真正的遼闊從大巴車窗外開始。 捷克的風首先迎接了我。不是香港那種濕漉漉、黏在皮膚上的熱風，而是乾的、涼的，帶著草木氣息，像一塊被溪水浸過的亞麻布，輕輕覆上面頰。我深深吸了一口氣，肺葉裡積攢了十個小時的機艙濁氣剎那間被置換乾淨。抬頭望去，天空藍得像被水洗過無數遍，藍得那樣坦蕩，那樣毫不吝嗇，幾朵白雲懶懶地浮著，彷彿只是畫師最後隨手點上去的幾筆裝飾。這天空是有包裹感的，像一個巨大的穹頂輕輕攏住大地，而我站在穹頂之下，渺小卻安穩。車窗外的麥田一片接著一片，金黃色的浪從腳下一直湧到天邊的紅色小房子。那一刻我竟想，如果跳下車去，就那樣躺下，以麥田為床，以藍天為被，大約能做個乾乾淨淨的夢。
布爾諾就在彎彎曲曲的麥田盡頭等著我們。這個城市矮矮地趴在大地上，沒有一幢高樓刺破天空的完整。紅屋頂連成一片。從聖保祿聖保羅主教座堂的塔尖望下去，竟像童年時看過的漫畫。原來那些畫裡的小房子都是寫實的，只是那時的我還不肯相信。電車頂著長長的辮子，連結著城市上空密密的電纜網，像一張巨大的五線譜，而車子們是音符，日日夜夜彈奏著某種我聽不懂的旋律。街上的汽車都是些舊款式，車窗一律搖下，風灌進去，把駕駛座上的人的頭髮吹得蓬亂，他們也不關。我想因為這裡的風是免費的，陽光也是。
從教堂下來，漫步到捲心菜市場，正逢午後的光景。校長請我們吃草莓，紅豔豔的，咬下去汁水濺在指間。噴泉旁的石階上坐著兩位寫生的朋克風外國人，鉛筆在紙上沙沙地走，畫的是我們這群亞洲面孔（其實我們才是外國人）黑頭髮黃皮膚，在布爾諾的陽光下顯得有些格格不入。鴿子在我們腳邊踱步，肥得像滾圓的雪球，咕咕地叫著，毫不怕人。我忽然想起去年朋友歐遊時打來的那通電話，她們就站在這個市場的中間笑著說：「你要是來了，肯定要瘋掉，滿地的鴿子。」那時我在香港，對著電話翻白眼，說自己最討厭白鴿。可此刻鴿子們近在咫尺，我甚至蹲下身去看牠們圓滾滾的肚子。有些事情隔了一年的時光和九千公里的路程，竟變得如此快活了。飛機降落帶來的耳鳴似乎還在，兩根針在耳道裡攪動，耳膜鼓起來像吹了氣球，朋友說話的聲音隔了一層水，模模糊糊的，可我反而因為這疼痛而更真切地感覺到自己在異鄉。這疼痛是此地給我的第一枚戳記，蓋在聽覺的邊境上。
然而此行最重的一筆，終究落在昆德拉圖書館。我們穿過安靜的街巷，走進摩拉維亞圖書館，在沒有冷氣的會議室聽身穿波希米亞風長裙的研究員介紹昆德拉，我的心也漸漸沉靜。樹蔭下我們坐著，老師說她安排此行在昆德拉的故土遊學的目標，說她接過寫作的接力棒的原因。她說《不朽》，那兩種不朽 —— 小的，活在認識你的人的回憶裡；大的，活在陌生人的回憶裡。陽光斜斜地穿過樹葉，落在她臉上，看她熠熠生輝的眼神，風把樹葉吹得嘩嘩響。我忽然覺得，熱愛文學的人比陽光更耀眼。Mary 教授接著講作家的身份認同，講昆德拉離開捷克後在法國寫作，兩重身份使捷克人矛盾的起點；又講香港作家在兩種語言、數種身份之間擺盪。我第一次意識到，「作家」這個詞原來那麼重，像一輩子背在身上的故鄉。中學生們和我們坐在一起，安安靜靜地聽，那些更稚嫩的側臉讓我想起自己中學時坐在教室裡眼睛發亮的樣子。那時不知道，原來老師的引導如此重要。
後來我們畫書籤。我讓學生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帶給她的感受。女孩低著頭，一筆一筆地畫圓，越畫越多，越畫越密，最後成了一片深邃的黑洞。她抬起臉說：「希望這個黑洞能把人的煩惱都吸走。」我想：輕與重之間，我們都在尋找自己的重心。後來館長說這個圖書館的建立，相信是昆德拉想要的。雖然比不上布拉格對卡夫卡的熱烈，但喜歡文學的人，一定會為此感動。那一刻我想起昆德拉的文字與思想，一個作家可以這樣延續生命：不是活在他的肉身裡，而是活在他留下的字跡裡，那些字被不同的人讀到，在陌生的心裡生根，長出新的靈魂來。之後我才明白，這圖書館本身便是一枚時間的書籤，夾在昆德拉的出生與離去之間，等待每一個走進來的人輕輕翻開。
離開布爾諾前往布拉格的路上，麥田又一次鋪滿窗外，風依然乾燥而清涼。我靠在座椅上反覆想著老師之於學生、生命之影響生命。如果人生真如《不朽》所劃分，可以選擇活在誰的記憶裡，那麼當老師的人，是不是選擇了一種特別的不朽。活在無數年輕生命的柔軟處，在他們最易感的年紀輕輕按一下琴鍵，從此那首曲子便一輩子都在心裡迴響。我以前數次掙扎思考是否要以及是否能夠成為老師，並一直尋找答案。
布拉格的時光是另一番氣味。國家博物館的時光長廊裏一秒等於一年，我看見捷克人對於歷史的傷痕是懷抱式的，過去我只從歷史書上學一句「1968 年布拉格之春」，然而走到同一大路上看見如今的繁華對比從前黑白的歷史。路上掛滿了時鐘，我漸漸養成不總看手機的習慣，只抬頭看牆上的鐘。這座城市教我另一種計量時間的方式，不急著確認，不急著回覆，讓時針自己走完該走的路。在中央郵局，我們等了一會兒的號，窗後的工作人員慢慢地撕下郵票遞出來，然後轉身摸了摸趴在椅子上的小狗。那白狗懶懶地搖著尾巴，這一幕在香港絕對見不到，可這裡一切都慢得理直氣壯。
卡夫卡的黃金巷 22 號是一間窄窄的藍屋，我站在門口，想像他下班後從保險公司一步一步走上來，關上門，開始寫作。那腳步是急促還是從容？他會不會彎腰撿起路邊的棗果或西梅，嚐嚐酸甜，然後繼續走？從觀景台望出去，可以看見布拉格城堡的尖頂，低低的城景鋪在腳下。如果他回頭，會覺得輕鬆些嗎？還是更沉重？我忽然覺得，從辦公室到小屋的那段斜坡，其實是從「必須」走向「願意」的距離。每個人都有一條這樣的斜坡要走，只是長短不一，而卡夫卡把那段路的坡度，刻進了所有後繼者的鞋底。
最後我看見了那座雕塑 —— 卡夫卡坐在巨人的肩上，巨人的臉埋在陰影裡，而卡夫卡的腳被遊客摸得金黃。我們圍著他拍照，我站遠了些，忽然想，其實每個人都坐在巨人肩上：卡夫卡坐在文學的巨人肩上，而我們坐在卡夫卡的肩上。不只是因為他寫下了那些字，更因為他曾在下班後獨自走進小屋的背影，告訴所有後來者 —— 你可以選擇走上去，關上門，寫你想寫的。那隻被摸得發亮的腳，彷彿是時間自己磨出的印記，證明每一個仰望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觸碰一個不願沉淪的靈魂。
離開那天，麥田依舊在窗外鋪展，金黃一片，紅白電纜橫過天空，貨車轟隆著駛過。飛機升起時耳朵又痛起來，耳朵彷彿塞進了薯片不斷被壓碎。我閉上眼，想起在昆德拉圖書館前的樹蔭下的瞬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走了九千公里，帶回來的不是紀念品，而是在某個樹蔭下忽然明白的事：生命影響生命，像風吹過麥田，你看不見風，只看見麥子一層一層彎下去，又站起來。而我站在這裡，努力邁向將來想要成為的人，又或許我不是要成為誰，而是要在時間的麥田裡，找到那陣吹過我的風，然後認出它來。
在布爾諾的紅屋頂與布拉格的時鐘之間，在昆德拉的文字與卡夫卡的腳步之間，有一條細細的路。我剛好走過。風一直吹著，天始終是那種水洗過的藍，藍得讓人心安，彷彿無論走多遠，抬頭都能看見同一塊布，蓋住所有的歸途與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