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真瑜

剛下飛機不久，我們就發現東京的單軌列車上有Little twins star 的圖案：三頭身比例的粉髮的小女孩和藍髮小男孩，手拖手坐在月亮上，旁邊還有兩隻小熊排排坐，像要一起奔月去。2024年的夏天，東京依舊炎熱。

一臉興奮和我說話的，仍然是不像獅子座的獅子座女孩N——我們將近大半年沒見，平日說話總是寥寥幾句，這次旅遊，兩個人卻是吱吱喳喳吵個不停，像我們沒有分開過，這是一次偶然的旅行，去年因為大阪東京文學散步我們相識，誰知同行的幾位詩人總是一對對或一家幾口過來，文學拍拖兩不耽誤，我和N兩個人零零丁丁，就被安排了互相照應結伴同遊（我有遊日經驗，N略懂日語），結果我們兩個人任性地拋下其他團員（當然，他們各有各世界也任性地拋下我們），去了水族館、博物館、藝術展，這星期穿州過省只為了遊琵琶湖，下星期坐三小時車由東京去金澤，只為了看一看N最喜歡的日本詩人室生紀念館。

眉眼彎彎的月兒、閃爍着星芒的彩虹、雪白的獨角獸，戴著蝴蝶結的星星、綴上彩光的流星，一架列車駛來，像是這個城市的夢，來回奔走不同站台的間隙。

忽然，眼前的她身影變得模糊，我揉揉眼睛，抹去飛機上氣流的震盪，她又變得清晰起來。「如果這一輪的西瓜卡是用這兩個小人兒做主題，我肯定會買一張回香港」，N說。去年隨JR pass附送的IC卡，印有頗受少女歡迎的吉蒂圖案，只是我和N都很嫌棄這一位卡通人物，就總想買另一張取代現時這一張。一架車駛過，車上的Little Twins Star 由清晰變回模糊。散光好像越來越深了，看看軌道上的電車逐漸遠去，我看到一種虛幻、不真實，而久違的熟悉，或者不論是在哪個國家，童話場景總不乏夢幻色彩。

後來，我把不少和N相處的事寫到詩中，成為那一輯詩最常出現的元素。那時候我們約定好要每日一篇，整個團有五位詩人，每人每日最少一首。W向來高產，每日一首兩首對他來說毫無難度；我曾經有段時間情緒很壞，有情緒就每每以寫詩來記錄、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因此，迫一迫自己就能逼到幾首又幾首出來；Y寫得不算快，偶然漏一兩首，但寫到；T 個性認真，答應的就會做；因此算起來，N 是寫得最少的那一位。

W 寫得最多，有一晚我們拿出大家的詩來討論， W 去便利店買了好幾瓶清酒，我們一杯清酒又一杯啤酒，越飲越醉，W才說起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兩個地方他也有很好的詩人朋友，他們喜歡寫愛，寫自己民族的歷史、神話和傳奇，卻不打算書寫仇恨，那怕那種仇恨和傳說密不可分。而現在打仗了，W說他曾經透過網絡聯繫那幾位詩人朋友，不為什麼，只是忽然記起他們的文字，想起他們的語氣，然後掛念那一張笑臉。再沒任何一個易讀不回了，書架上的書一本都不會移動，Y如是說。

寫得多不代表好，寫得少，也不代表壞。N和我都是保持住這一個心態去寫作，不過，我們表現的方式卻很不同：一位寫了再改寫完再算，另一位卻要寫得自己滿意，才願意讓作品面世。如果作品是有各自面貌的話，他們的樣子應該很不同。於是，我們就在自己步伐裏書寫，寫了整整十幾天。

N狡辯說：世界不會因為你我而改變，多一篇少一篇，又有什麼關係呢？就着這個話題，寫得最多的W 又說起還要為什麼寫詩。面對戰爭，我們的努力是如此徒勞。他說看見烏克蘭戰役內心盡是沉重。T問：可是書寫別人的痛苦，和竊取他人的生命有分別嗎？我說我也不知道答案，或者我們可以感動別人，但這種影響人心的力量，卻又不是來自我們自己的心和記憶。

去年今日我們由東京去金澤，明天我們又會由東京去金澤，每種夢幻都有自己存在的色彩。列車呼嘯，我們的車到了，這輛車卻沒有卡通人物印在其上，像平凡的其他列車一樣伏身。日本人不知道，他們故事裏人見人愛Hello Kitty——這一隻沒有嘴巴的卡通貓——曾在香港變成一個藏有屍體的恐怖殺人故事。列車到了，他會停頓3分鐘，然後開走，往濱松町駛去。目的地是上野，要轉車再轉車。我拖着行李，裏面滿是需要費力拿起的沉重，卻忽然想起去年夏天，在金澤跑去室生犀星紀念館的那三個小時內，我看着N寫不出詩而苦惱的樣子，寫了三首詩，像我要把時光停頓於行數，而N說：「不要把我製成標本，D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