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崢（新加坡）（洛杉磯加州藝術學院美學與政治碩士)
初到聖地亞哥的幾個星期，我還保留著東亞人的習慣。走在路上，看見狗，總會下意識地放慢腳步，甚至稍微繞開一些。後來我才發現，我害怕的或許從來不是狗，而是狗在東亞文化裡被賦予的那層陰影。
母親從小便告訴我，狗容易咬人，狗有狂犬病，路上的流浪狗尤其危險，看見了最好離遠一點。她並不是討厭狗，只是相信一套她那一代人共同相信的常識：狗是不可靠的，尤其陌生的狗。現在回想起來，這其實有些諷刺。母親是瑤族人，而瑤族神話裡，狗卻是極其尊貴的存在。許多支系都流傳著盤瓠——那隻龍犬（dragon-dog）的傳說。牠協助祖先立下功勞，娶得公主，最後成為瑤人的祖源。直到今天，不少瑤族儀式仍保留著對狗的特殊敬意。在那樣的神話裡，狗不是家畜，不是牲口，而是祖先，是文化英雄，是一個民族血緣想像的起點。
然而，當神話離開山林，進入現代城市，狗便迅速失去了這層神聖性；甚至可以說，這種去魅走向了反面。至少在漢語文化裡如此。翻開古籍，狗很少真正作為一個生命被觀看。牠更常被拿來比喻人。《孟子》有「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狗與豬並列，是飢荒時代倫理失序的象徵；《史記》留下「狡兔死，走狗烹」，狗又成了權力利用完便可丟棄的工具。往後兩千年，漢語幾乎把所有最羞辱性的詞語都送給了狗：狗官、狗奴才、狗腿子、狗仗人勢、狗眼看人低、狼心狗肺⋯⋯偶爾有「犬馬之勞」這樣的自謙，仍然預設狗的價值來自服從，而非自身。
狗始終沒有主體。於是，我帶著這樣一整套文化行李，抵達了太平洋另一端。
真正改變我對狗的看法，其實不是智利，而是十年前的美國。
那時我第一次到德州休士頓，在租住的房子裡，藝術家屋主因工作緣故經常不在家，整棟房子裡，真正陪伴我的，反倒是一隻狗。
起初，我們都彼此提防。然而，狗似乎沒有那麼複雜。牠每天照例坐在門口等我，陪我吃飯，陪我看脫口秀，偶爾趴在沙發旁睡著，熬過濕熱的夏天。慢慢地，我開始摸牠的頭，開始記得牠每天散步的時間，也開始理解，一隻狗並不會因為你是陌生人便天然懷有敵意。後來，我接受的不只是這一隻狗，而是整個社區的狗。每天走路去實習時，總有不同的狗從院子裡抬起頭看我，有些搖尾巴，有些只是懶洋洋地打個呵欠，彷彿默許了這個異鄉人的存在。
多年後，我讀到美國學者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的《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其中一句話始終令我印象深刻：「Dogs are not here just to think with. They are here to live with（狗不是供人拿來思考的理論材料，而是與人共同生活的夥伴）」。這句話看似平淡，卻推翻了我過去接受的一切教育。原來，人和狗之間並非誰馴化誰，而是一段共同生活的歷史。另一位研究狗認知的學者亞歷珊卓・霍洛維茲（Alexandra Horowitz）則提醒我們，要真正理解狗，就必須先學會「用鼻子觀看世界」。
十年之後，當我來到智利時，我已經不再害怕狗了。我只是好奇。如果美國的狗，是美國社會的一部分；那麼拉丁美洲的狗，又會是另一種文明的縮影嗎？
狗很快便成了我認識智利的一種方式。
和許多初到南美的人一樣，我最初注意到的不是安地斯山，不是太平洋，也不是滿街的塗鴉，而是狗。牠們像城市另一種合法居民，自在地穿梭在人與車流之間，彷彿比遊客更熟悉每一條街道。奇怪的是，在智利待得越久，我越難用一句話概括「智利的狗」。牠們幾乎沒有一個固定的模樣。
看著牠們，我總忍不住想到拉丁美洲的人。混血、殖民與通婚，使得「典型智利人」反而變成一個難以定義的概念。於是，我開始懷疑，是不是連狗也分享了這片土地的歷史？牠們的樣貌沒有一種標準答案，就像拉美本身，拒絕被簡化成任何單一身份。
更有趣的是，智利的狗似乎普遍都很友善。
當然，這句話需要一點修正。牠們對其他狗未必友善。
我看過不少次，兩隻狗隔著一條街便開始互相吠叫，身上的毛立起來，像兩位準備決鬥的劍士，主人必須趕緊把牽繩拉緊；然而，只要面對人，尤其陌生人，牠們卻又迅速恢復另一副模樣。有時只是抬頭望你一眼，有時走近聞聞褲腳，更多時候只是懶洋洋地從你身旁經過，好像你原本就是這座城市的一部分。那種對人的信任感，幾乎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
我曾經想，這是不是也和智利人的生活方式有關？
至少在我目前的生活經驗裡，人們並不習慣對陌生人保持過度戒備。雖然朋友仍提醒我，在市中心別把手機拿在手上，偶爾出現的飛車搶奪和地鐵扒手是真實存在的。然而，那種戒心似乎沒有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胞。至少，狗沒有。
冬天則是另一番景象。
第一次看見穿羽絨服的狗，我忍不住笑了出來。一開始我還以為只是主人過度擬人化的浪漫，後來才知道，許多短毛犬確實相當怕冷。一隻穿著藍色羽絨服的黃狗從我身邊經過時，我忽然想到，世界上大概只有人類，才會替另一種動物發明時尚。
狗似乎並不在意。
牠們只是照常散步，照常聞著樹根，照常停下來和另一隻狗交換彼此今天的新聞──來自對方屁股的味道。
公共空間對狗的包容，更常讓我感到意外。
我曾在聖地亞哥地鐵裡，看見有人抱著一隻小狗搭車，也看過大型犬安靜地坐在主人腳邊，和所有乘客一起等待下一站。沒有人因此皺眉，也沒有人特別圍觀，好像狗本來就應該擁有進入城市公共生活的權利。
最令我難忘的一次，是在一座美術館裡。
那是一場當代藝術展。展廳裡擺放著錄像、裝置與巨大的雕塑，一群觀眾安靜地在作品之間穿梭。我正低頭閱讀作品說明，忽然感覺褲腳被甚麼碰了一下。回頭一看，一隻狗正跟著主人慢悠悠地走過展廳。
牠沒有亂叫，也沒有四處奔跑，只是安靜地跟在人群後面。
我忽然忍不住開始思考一個完全沒有答案的問題。
一隻狗，是怎麼看當代藝術的？
牠會不會把那些形狀怪誕的裝置藝術，看成一棵樹？一塊石頭？一根等待留下氣味記號的電線桿？那些錄像投影在牠眼裡，是不是只是快速閃動的光線？又或者，按照霍洛維茲所說，牠真正閱讀的從來不是作品，而是作品表面的木頭、金屬、油漆、布料，以及每一位觀眾殘留下來的氣味。一件裝置藝術，在狗的世界裡，也許首先是一種嗅覺作品，而不是視覺作品。也許，牠比我們更接近藝術最初的樣子。
然而，在智利真正唯一一次讓我感到害怕的狗，卻發生在一個南半球的冬夜。
那天，我和朋友搭車來到馬波喬河畔山腳下一處安靜的住宅區。夜色降得很快，四周沒有多少行人，只有昏黃的路燈和遠處安地斯山模糊的輪廓。我們剛下車，正站在朋友家門外等待開門，一隻乾瘦的斑點狗忽然從隔壁院子衝了出來。
牠一路朝我們走來。
一邊走，一邊叫。
沒有停下。
也沒有退縮。
在那片空曠得只剩下狗叫聲的冬夜裡，我身體裡那個沉睡多年的東亞本能，又悄悄醒了過來。
那是一種很奇怪的靠近。
如果一隻狗真的準備攻擊人，牠的身體語言往往帶著一種決絕；但那天夜裡，我沒有時間分辨這些細節。我只看見牠不停地向我們逼近，甚至在我們躲到車後時，他也特意繞了進來。原來，恐懼並不會因為時間而消失，牠只是暫時睡著了。
直到朋友終於打開院門，把我們迎進屋裡，我才知道，剛才那場驚心動魄，其實完全是一場誤會。
朋友笑著朝隔壁指了指。
「牠又被鎖在外面了。」
原來，那隻斑點狗最大的興趣，是每天自己出門散步。只是牠的主人偶爾會忘記牠還沒有回來，順手把院門鎖上。等牠慢悠悠散步回家，才發現自己竟然被反鎖在門外。
於是，看見我們時，牠便理所當然地跑了過來。
牠不是在警告陌生人。
牠是在求助。
更準確地說，牠以為我們是牠主人的朋友。
「牠常常這樣，」朋友笑著說，「看見人就叫，希望有人幫牠開門。」
我一時竟不知道該先笑還是先愣住。
啊，牠真是不見外。或者說，牠真是不設防。
難道牠完全沒有想過，我們可能不是主人？可能只是剛好路過的人？甚至可能是心懷鬼胎的竊賊？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至少，在牠的世界裡，人首先是可以相信的。
我不知道，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別的地方，結果是否還會一樣。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樣的狗太笨了。
可我反而有些羨慕。
一隻動物可以毫不懷疑地向陌生人求助，究竟需要多少代人的共同生活，才能累積出這樣一份近乎天真的信任？
進屋以後，我的注意力很快又被另一隻狗吸引。
那是一隻德國牧羊犬。
很高，很大，也很老。
牠躺在壁爐旁邊，聽見有人進門，只是慢慢抬起頭，看了我們一眼，然後又把頭放回前腿上，像一位已經見過太多世事的老人。
如果是十年前，我大概不敢靠近。
德國牧羊犬一直是我最害怕的犬種之一。牠們太高大，太沉默，總讓人聯想到警犬、軍犬，或者電影裡那些追逐犯人的鏡頭。然而眼前這一隻，卻完全不是那樣。
朋友正在切羊肉。
香味很快瀰漫整個客廳。
我原以為牠至少會走過來討一口吃的，沒想到牠只是慢慢站起來，走近餐桌，低頭聞了一下羊肉，又十分克制地轉身離開。
反而是在朋友拔開紅酒木塞的一瞬間，牠忽然停下腳步。
牠站在酒瓶旁邊，十分認真地聞了很久。
不是羊肉。
是紅酒。
我們都笑了。
「牠一直都喜歡這個味道。」朋友說。「果然是智利的狗啊」我暗想。朋友摸了摸牠的頭，淡淡地說了一句：
「牠十四歲了。」
十四歲。
換算成人類，大概已經接近百歲。
我重新望向牠。
牠依舊高大，依舊威嚴，只是眼神裡沒有了年輕犬隻的警戒，而是一種近乎哲學家的平靜。我忽然意識到，老去並不只是人的命運。只是，牠們似乎從來不抱怨。
那天夜裡，我一直在想，究竟是我改變了，還是狗改變了？
後來我發現，都不是。
改變的是我觀看狗的方式。也正因如此，我才開始真正好奇：拉丁美洲的人，究竟是如何理解狗的？
在來智利以前，我對拉美狗的全部印象，幾乎都停留在鄰國秘魯。
不是因為我去過，而是因為那種神祕得近乎外星生物的秘魯無毛犬。
第一次看見照片時，我甚至有些懷疑自己的眼睛。灰黑色的皮膚，幾乎沒有毛髮，耳朵高高豎起，身體修長，在夜色裡像一尊會移動的遠古雕像。後來讀藝術史才知道，這種犬種早在印加帝國之前便已存在，更頻繁地出現在莫切、奇穆等前哥倫布文明的陶器、墓葬與祭祀器物之中。牠們不是單純的家犬，而是與祖先、疾病、死亡和靈性緊密相連的生命。在某些原住民觀念裡，狗甚至肩負著陪伴亡者穿越另一個世界的使命。
忽然之間，我想到東亞典籍裡那些「走狗」「犬馬」「狗彘」的詞語。
同樣是狗。
有些文明讓牠陪伴神明。
有些文明卻讓牠陪伴羞辱。
也許，一隻狗真正生活的地方，從來不只是街道，而是文化。
後來我才慢慢明白，拉丁美洲的人寫狗，往往不是在寫忠誠。
至少，不只是忠誠。
來到智利以前，我對拉美文學裡最深的「狗」印象，始終來自鄰國秘魯。年輕時第一次讀到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城市與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我還以為那會是一部關於狗的小說。直到翻開書，才知道書裡幾乎沒有真正的狗。狗只是軍校學生彼此羞辱的稱號，是暴力體制裡一種身份的隱喻。人在制度之中彼此撕咬、彼此馴服，也彼此失去名字，最後成了一群「狗」。多年以後重讀，我忽然覺得，這個書名本身便很拉丁美洲：真正需要被觀看的，從來不是動物，而是人如何對待彼此。
然而，真正站在聖地亞哥的街頭，我卻開始懷疑，狗是不是早已不需要替人類象徵什麼了。
牠們就是狗。牠們沒有想過成為任何文化符號，是人類太喜歡替一切事物尋找寓言。
我想起在這個城市生活過的聶魯達。
他晚年寫下〈一隻狗死了〉（A Dog Has Died），沒有把狗寫成英雄，也沒有寫成神話。他只是平靜地說：「我的狗死了。」接著又寫，自己並不相信天堂，卻希望如果真有天堂，那裡應該有一個地方留給狗。他沒有歌頌忠誠，也沒有把狗人格化，而是承認，自己曾與另一個生命共同生活過，而這份共同生活，本身便值得哀悼。
我很喜歡這種克制。
牠不像東亞故事裡那些義犬救主的傳奇，也不像歐洲童話總喜歡替動物安排道德寓言。狗不是榜樣，也不是教材，而是一個與人共享時間的生命。
或許，也正因如此，智利人才如此自然地把狗帶進公共生活。
我常常看見流浪漢身旁趴著一隻狗。
一開始，我總忍不住困惑。
一個連自己都居無定所的人，究竟如何養活另一個生命？他們每天吃什麼？睡在哪裡？冬天那麼冷，狗又如何熬過漫長的夜晚？
可是，看得久了，我漸漸不再這樣問。
也許真正奇怪的不是他們，而是我。
我總預設，只有擁有房子、收入、穩定生活的人，才有資格照顧一隻狗；然而，那些睡在橋下、睡在公園長椅旁的人，卻依然願意把自己有限的食物分給身邊的狗，而狗也依舊守在他的腳邊。究竟是人照顧狗，還是狗陪伴人？答案或許沒有那麼重要。
後來，我終究沒有在智利養狗。也許是剛剛遷居至此，生活仍有些拮据；也許，是我還沒有準備好，替另一個生命負責。畢竟，我也還在學著，如何面對這另一個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