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子恩
1. 不久前，連串涉及不同學校高層的學界風波才刷新大家的三觀，與此同時，又有年輕醫生接連違反紀律操守⋯⋯什麼？你以為我又想提出什麼「一蟹不如一蟹」、「劣幣驅逐良幣」這些陳腔濫調⋯⋯
非也非也。如果我們只停留在網民早已招式用老的「道德審判」，或者再翻叮老一輩「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嘆，顯然就會錯過一個更核心，又更令人寒心的結構性問題。
事實上，這不是單純的「壞人突然變多」，而是香港傳統「專業菁英層」的德力正在集體瓦解！個別在上位者不但未有好好與時俱進甚至變本加厲將個人權力放大，與此同時，部分新世代中產階層，亦因欠缺社會道德階楷模而失去對專業光環的絕對信仰！
2. 仔細分析近日一系列個案，你會發現一種很微妙的文化轉變過程正在形成中。
過去香港的中產專業文化，核心價值在於「克己」——做事穩陣、守規矩、不求出位，專業身份永遠凌駕個性。傳統上，在香港，只要你躋身專業中產的階層，不論你是醫生、校長、律師還是行政人員，即使這些人的出身並非什麼高大上，私生活亦未必如聖經中的義人，但只要他們一踏入職場，普遍就會有一種「角色倫理」的自覺。事關他們都清楚知道，辦公室內有些說話不能講、有些玩笑不能開、有些權力不能亂用，因為個人的一言一行，不單代表機構的公關形象及公信力，更影響自己的仕途和業內聲譽。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日有幸晉身領導階層成為權力核心，但在專業光環下，即使有人關起門來成了山大王對內頤指氣使，但對外至少仍要維持溫良恭儉讓的人格面具。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不過是虛偽的包裝，但至少這種不成文的默契可以劃出一條無形但讓人有所依循的邊界。
3.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這個社交媒體充斥的年代，某些年輕的專業人士竟逐漸混淆了「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與「個人品牌」（Personal Branding）的界線。為了在網絡世界吸睛甚至吸金，他們竟「紆尊降貴」化身網紅，並利用自身的專業權威身份進行「娛樂表演」——由較中性的行業內部解密揭秘，到效法流量網紅的販賣個人生活甚至「製造奇觀」，當中包括在有意無意之間破壞行規，甚至出賣別人隱私。這毫無疑問，已經越過了業內的紅線。
網紅文化推崇的是有個性，敢踩界、講求具情緒感染力的內容。儘管所做一切只為流量，其本質上並無可批評之處，但當這套邏輯滲入甚至凌駕醫療與教育等講究專業倫理道德的行業的時候，如果當事人未能準確拿捏當中界線，災難自然不可避免地發生。
可惜的是，儘管傳統上專業範疇各有屬於自己領域的基本倫理及操守原則，而這些內容亦多是受訓期間的必備組件，但由於這些傳統指引未必清晰覆蓋日新月異的網絡生態，結果便出現行內人人遵守的「common sense」竟然是不再common的各種尷尬場面。
將急症室的搶救過程拍下，本來已屬踩界，如果再配上「全部入晒嚟睇我電人」一類字句，在生死攸關的急救房，將病人的生命與醫療團隊的拼搏用來餵養個人明星光環及展示Charisma，明顯就是忘記了自己正身處需要絕對保密的嚴肅工作現場。
私用醫療儀器打卡、召喚駐院醫生男友跨院協助檢查、擅登臨床醫療系統瀏覽病人紀錄，有人一口氣連闖多個禁區，明顯地，涉事的實習女醫生根本完全無視體制眼中的「專業特權」的意義。
這雖非傳統意義上的貪污腐化或失職瀆職，但這種對專業操守的輕視，不但對行業生態的禍害極深，更嚴重破壞公眾對相關行業的信任。誠然，將專業人士神聖化，長遠而言並不是社會之福，但這種對行之有效的不明文社會契約肆意踐踏，對大眾而言絕非什麼好事。
4.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將個人先行，漠視組織制度慣常做法之一類行徑，並非只是欠缺工作經驗的年輕人之所作所為。
是的，當我們嘗試回溯近日由教育界連環爆發的各項醜聞——由中學校長在外地帶交流團時爆粗辱罵保安、到另一位中學校長被指以冒犯性言詞侮辱學生兼恐嚇職員、及某校助理校長因涉及權色交易被告上法庭（後脫罪），再到知名籃球教練涉嫌強迫學生自己掌摑自己而被捕⋯⋯這些示例都不幸地指向同一個結論——那些專業人士本應具備的人格界線愈來愈模糊，甚至最終消失的現象，並非只出現於深受網紅文化影響的新生代，而是不論年齡、職位、資歷，以另一種形式在全城上演。
在現代教育體系中，一個教育工作者，包括負責校管的較資深人士之威信，理應建立在專業的教學法、或其管理能力，或其相關工作表現，而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當然包括確保工作流程符合倫理的界線之上。然而，當部分掌權者無法用現代、專業的方法建立權威，或者當權力失去監督時，他們竟會退化到失去基本的道德自覺，例如利用情緒勒索、言語羞辱與人身攻擊等手法試圖樹立自己在團隊中之威望。
這種江湖大佬式管理，試圖利用羞辱文化取代專業的領導能力，當然不是今天才發現的新型病例，但最值得我們反思的，正如籃球教練事件中，不論其他球員或教職員，竟無人試圖阻止事件的發生。這種對羞辱文化的集體內化現象一出現，不但蠶食本應主導的專業精神，更斲喪 了組織內部的信任及動能。
5. 過去香港專業階層有種「榮譽文化」。其實係建基於行業內部的強烈peer pressure（同儕壓力），而當中不得不提的，是各式各樣的「師徒關係」。簡單來說，就係資深的前輩會透過日復一日的「身教」，利用經驗提醒後輩如何「執生」而不過界，
可惜的是，香港近年的結構性轉變。隨着大量資深、有經驗的中層專業人士離職，「傳承鏈」裂痕處處。即時的結果就是新一代的年輕專業人士在「低度輔導」（Under-mentored）的環境下「野蠻生長」——他們被迫在未有足夠閱歷或「江湖經驗」得情況下就直接被推上最消耗、最高壓的前線，而中層空心化亦意味著新上任的管理層未必有足夠的能量去帶領同儕。最終，前述的所有問題便只好愈演愈烈。
更甚的是，行內以往極其重視機構的Reputation（聲譽），但在KPI文化主導下，這些難以測量的所謂口碑根本無法再為前線人員提供內在的榮譽感。於是，年輕一輩自然轉向網絡空間尋找即時的情緒回饋與肯定，而為了「穩定軍心」，在上位者亦只好借用「江湖霸氣」及各式旁門左道所謂治術的力量去拿捏前線，而最終結果大概亦只可能造成更大面積的德力崩塌。
6. 當校長不像校長、醫生不像醫生、教練不像教練時，社會就會慢慢由「不信個人」，變成「不信結構」，甚至「不信制度」。這種專業倫理的全面空心化，代價是極其高昂的。任何社會，一旦專業倫理的防線失守，最終受傷的通常不是有能力離場或者有資源自保的精英階層，而是在這個體制裏最無助、最依賴制度保護的普通人。
所以，與其跟風痛罵一句老土的「一代不如一代」，倒不如嚴肅地反思：在今天的公共文化中，香港社會還有沒有能力，重新建立一種真正可信、能培養人格尊嚴與集體責任感的專業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