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弘毅（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幸福是什麼？脫離了以喧鬧為樂的生活模式一陣子，我突然重新領會到幸福。活像一個被刺盲的人瞥見天日。我因重新被授予一種修辭而感到安心。情人節的晚上，我去了一趟中環。本打著消遣繁華、報復世俗的心理而行，到了音樂會，沒想到反而被一本正經地安慰了。
一、
中環的路，條條都是長命斜。情人或踉蹌，或奔跑，失落的人獨坐台階。這麼多年過去，走完一條路容易，走完一條命難。我還沒見過有誰能一條路走上一輩子。沿著雲咸街的階梯而上，我本以為要繞一個大圈才能到達藝穗會的入口，怎知道走到半路，發現一道小鐵門開著，原來這裡也有入口，Bluemoon Milonga的老闆正在等人。頃刻間，老闆的幾個外國友人一擁而上，我一時尷尬，也排著隊，或許是憐憫我的尷尬，老闆赦免了我的門票。
本以為是個外國人群魔亂舞的地方，怎知道是個一本正經的音樂會。禮數做足，氣度不凡。主奏的音樂家有條不紊地介紹Argentina Tango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她對自己的出身、蹩口的廣東話毫不諱言，有種飽經滄桑之後的風趣幽默。
人情，情人，人之情，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情感。這是多麼稀有的東西。無論土瓜灣或油麻地的雜貨店老闆對你有多少關照，只要有大戶加租或食環找麻煩，所謂街坊人情，假如你幫不上他們的忙，那麼相識就權當不識。共富貴容易，共患難難。共富貴的人情受得多，現在忍不得虛偽，共患難的人情受得少，至今不敢忘恩。許子東說香港價值逐漸被中環價值取代，這點不假。但人要仔細在中環生活過，才知道中環的價值，不止於穿著西裝的肥膩保險佬開林寶堅尼來接42寸長腿美女去酒店。中環的價值，在於中環人的價值，而中環人，像香港的其他地方一樣，固然有奉資本為圭臬的小人，卻也有在體制下暗渡陳倉、捎回一份資本來撐起一片容許生命真正發光的天的人。
藝穗會算高檔場地嗎？牆體掉漆，一磚一瓦一電線皆暴露眼前。燈飾還是LED而不是高價訂製霓虹燈，投影儀還是大學裡用的EPSON而不是用木箱封起來故弄玄虛。這裡不是Bochard、不是Aubrey，live band不是穿著西裝、板著臉等下班的外國音樂家，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縱使口頭語言未必相通——誠如主奏者所言——但音樂的語言仍然能夠傳遞情感。這不只是Argentina Tango的見解，中國的抒情傳統亦然。〈毛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繼而歌詠詩詞，手舞足蹈。唐代孔穎達甚至提出「以聲辨偽」的見解。 Winnie說她手上的Bandoneon是一件極容易受輕微動作影響音調的樂器，換而言之，用她的話來說，“it is a lying machine”。假如她緊張，假如她哀傷，假如她快樂，手臂的輕微震幅都不能瞞過手上的Bandoneon。真情實感，讓我這個偽君子也為之動容，難得。
我想起Peel Street Poetry和OutLoud HK，想起The Social Room那晚坐滿了大半個酒吧的英文系教授，想起這些人一本正經地揮發著知識分子的魅力，而外界庸人不曾得見。在這些時刻，毋寧說是歷史的時刻裡，酒吧不是讓人下藥執屍、性騷擾、撩事鬥非的地方，而是白衣卿相在人間歇息的驛館。日本有Bar Lupin，大正時期及後的文豪雲集，英國也許在都柏林的某處也有James Joyce常去的酒吧。香港呢？香港文學呢？香港文學不包括外國移民的文學嗎？他們已經有Aftermath和The Social Room了。而我輩孤雛，無處安身。我曾一度盼望Bar Lemna成為香港本地文人的Bar Lupin，怎知本地人重視資本的地步甚至勝過了外國。
SCMP（南華早報）當年在英國殖民時期，因為種族因素，受到言論審查上的優待，但他們卻把一位名為沈翰揚的華人編輯擢升至總編輯的位置，沈氏更多次在殖民政府與華人作者之間周旋。這難道不叫風骨嗎？記得有一宗法庭案件宣判時，我排隊到延伸庭旁聽，法官退庭，我身後有老伯鞠躬，有老婦落淚。
二、
樂隊繼續演奏，一曲又一曲，從Uptown到Downtown，各有千秋，但最耀眼的還是主奏者的肢體語言。情人節，誰說人無愛人就必落魄？她深愛Tango，我敢說無人可比她更耀眼。完場時的掌聲之久，堪比任何一場收費$500以上、要求賓客西裝革履的「正經」音樂會。
在她的豁達與熱情之中，我領會到重寫情人節的方法。像羅蘭 · 巴特一樣——把這些被偽裝成自然的「習俗」祛魅化。「情人節」的「情人」不該被僅僅視為男或女朋友那種「情人」（似乎老夫老妻或者分手後的男女就沒資格慶祝情人節），而是天下「有情之人」。心中有情，皆是情人——這才是應該在當代香港被高舉的標語。情人節應當是不分男女老幼高矮肥瘦單身有伴，皆予以關心慰問的好機會。把「情人」狹義地定義為「曖昧的對象」、「親密關係的對象」，本身便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文化剽竊。姑不論西方傳統中St. Valentine的起源故事，即使是在中國傳統裡，從先秦的〈上邪〉到明代的《牡丹亭》，誰告訴你「情人」就一定是吃喝玩樂依偎度日的人？我生於千禧年後，而文化之賊對諸多詞彙的剽竊已久。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這是湯顯祖《牡丹亭》的題詞。假如用這種標準放諸當代，安得有情？IG上，我的一批朋友出於戀人的義務不得不放閃，我的另一批朋友則狠戾地舉起Anti-Valentine的口號。世代之撕裂，今日可見。我也是一個00後，我小學時同輩仍有手寫情信、互送朱古力的習慣，彼時還是純情曖昧，即使沒有收到情信，大家還是可以做好朋友。今天的香港青年發生了什麼事？政治上與父母割裂，情感上與同輩割裂，我的兩位同輩詩人朋友無奈之下走去念佛、讀經。世界是沒有其他路走了嗎？我的憤怒來自其他同輩的視若無睹，脅迫我跟他們一樣墮入被害後走去害人的輪迴。
情人節，寡情也寡節，獨剩虛構情節。我想起Winnie講述Bandoneon時的故事。她說，Bandoneon發音主要靠裡面的兩塊簧片，而每一次調音都是要削去上面少許金屬的，換而言之，整件樂器的生命，必須透過對其自身的消磨來實踐。Winnie打趣說，就像各位飲酒一樣，每喝一點命就短一點。但是那就不喝了嗎？Winnie說，那也有Live well和Die well之別。健身節食為Live well，飲酒唱詩為Die well。我想起蔡瀾遇上飛機氣流的故事：「佢就問我：老兄你死過嗎？我答佢：我活過。」真是異曲同工之妙。但要「重寫愛情」——就像北島那本書的標題——這並不能單獨依靠任何一個人來完成。即使四大才子復活也不能。愛和麻木都是連鎖反應。
三、
我懷著Tango的熱情與勇氣，一路走下亞厘畢道，回到家，想起這麼一句反駁，同時也是明證：精彩的人生，不應該只是「逢年過節都有人陪」，而是「逢年過節都有想去陪的人」。我與某個也許當時正在暗戀某人的朋友說過（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她反問我「愛就一定要佔有嗎？」），愛不是「去佔有」，而是「願意被佔有」。各位不是沒有單身過，也不是沒有戀愛過，應當明白我在說什麼。每一個竭力想著「找人陪」的日子（即使真的找到人陪）都煎熬無比，而每一個想著「去陪人」、「去幫助人」、「去修補世界」的日子，卻是安樂幸福的。
對我而言，這個世界就是太缺少可愛之人。不是日文かわいい那種可愛，是文言文「可以愛之」，結構等同於「可恨」的可愛。一個二個盡是空心之人。我也是了。但是我，或者我們，與他，或者他們，是有區別的——
人皆空心，惟弦作樂。